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中国不仅需要抵抗日本装备优势的进攻，还需要防范来自各个领域的“阴动作”。日本《朝日新闻》最近披露，最新证据显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印制了大量假钞，旨在摧毁中国的战时经济。
特殊纸张揭露了伪钞战元凶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明治大学和平教育登记研究所数据馆公布了静冈市骏河区“巴川造纸厂”最近发现的印钞专用纸。经明治大学专家确认，这些特殊纸张是由原日军秘密武器研发机构登户研究所制作的。造纸厂发现的279张约30厘米见方的特殊纸张全部印有孙中山侧脸水印，镶嵌丝纤维。还有“天坛”水印的印钞纸，还有检测水印和丝纤维密度的痕迹。据明治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登户研究所数据馆馆长山田朗介绍，日本虽然参与了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但具体负责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的实施，保密性很高。至于民营企业的参与，目的可能是制造大量伪钞，以便在中国用伪钞配置大量物资，扩大战线。因此，登户研究所成为二战期间日本陆军非法印制伪法币、冲击中国经济市场的真正“罪魁祸首”。
位于川崎市多摩区的登户研究所正式名称为“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由其前身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实验场于1937年设立。虽然多次更名，但一直统称为“陆军登户研究所”。原工作人员证实，该研究所主要从事制造氢气球炸弹、生化武器研发、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研究。1942年，登户研究所规模扩大，被命令从事间谍活动的陆军参谋部第二部第八科进行化学武器研究。据说731部队为人体实验提供了一些化学武器。1944年，登户研究所占地36万平方米，建筑100栋，员工1000多人。
登户研究所除了开发武器外，还承担了另一项绝密任务。明治大学讲师渡边贤在《明治大学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从史料上看战争与和平》的论文中提到，被称为“36栋”的登户研究所本身从事日本军队最高机密活动，如秘密战争、间谍战争、规划和宣传，而研究所第三科是“秘密中的秘密”。这个由3米见方的木板组成的部门是日本陆军为向中国展开经济战而设立的部门。除了第三部门的工作人员外，只有研究所所长才能进入。第三科由三个班组成:印刷班、制纸班和中央班。由于各自保密性高，研究所的印刷班被称为“南班”，制纸班被称为“北班”。第三科人员的工作是伪造法币。
印制巨额伪币“真假难分”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依靠武力发行的“军票”在中国许多地方并不普遍，这使得日本军队在中国购买物资时遭受了巨大的阻力。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日本军队提出了“通过伪钞破坏法定货币”的计划。根据登记研究所原工作人员繁雄所在的《陆军登记研究所真空》一书，日本军队将制造伪钞作为中国“经济战略”的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部制定了“对中国的经济战略计划”，旨在“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定货币制度，然后破坏中国国内经济，破坏蒋介石政权的经济能力”。负责实施该计划的部门称为“松动机关”，总部设在上海，分支机构或活动据点设在易于收集情报的关键区域。“松机关”还负责伪钞在中国的流通。日本陆军参谋冈田芳政中佐担任“松机关”负责人，但实际负责事务的是被陆军委托的企业家阪田诚盛。为了在上海流通伪钞，阪田不仅嫁给了上海青帮头目的女儿，还在蒋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设立了“松机关”总部。
制造伪钞被称为“杉工作”，由户籍研究所具体负责。必要时，登户研究所也可以以政府大臣的名义全部或部分借用民营企业印制伪钞。登户研究所第三科科长山本主计少佐负责实施这一绝密计划。第三科利用从德国购买的高性能印刷设备，经过多次试制试行失败，于1940年制造了逼真伪钞，开始小批量伪造法币，不断提供给“松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香港，迅速将多台印钞机运到登户研究所，大量印制伪法币。据曾在印刷厂工作的大岛康弘回忆，由于模仿逼真度高，“真钞和假钞几乎没有区别”。当时预计日产量将达到10万张，面额约为中国国内货币流通量的10%。战争期间，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陆军中野学校培养了2131名间谍，负责每月将伪钞运往上海两次。
据说，该研究所在战争期间印制了40亿元的伪法定货币，相当于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初期2-3年的军费总额，对中国经济市场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日本军事参谋总部看来，第三科制造的伪法定货币不仅可以扰乱中国经济，还可以支持王伪政权，培养和收购亲日分子，为日本军队购买军事需求和战略物资，甚至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
虽然日本军队在1942年通过印刷最高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伪法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美国和英国后来通过空投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面值1000元和10000元的法币，这逐渐失去了伪法币的作用。日本军队对中国的经济战宣告失败。
历史犯罪证据几乎被销毁
1944年以后，登户研究所因频繁被美军战斗机轰炸，不得不分别疏散第一、第二、第三科。当时第一科和第二科被疏散到长野县伊那地区，第三科被疏散到福井县武生市。由于缺乏原材料，第三科不得不借用加藤造纸厂制纸。然而，当时印刷厂的一半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被疏散了。加藤造纸厂新建设施推进缓慢，设备安装不到位。战争结束时，第三科从未印过伪钞。
由于使用国家权力伪造其他货币是违法的，日本战败后销毁证据，第三科假币印刷厂设备和数据烧毁，严禁原员工说实话，加上70-80年代在研究所旧址建设新的大学校园，使历史留下空白。据朝日新闻报道，巴川造纸厂于2006年完成了企业史料。时任企业执行总监吉田红光表示，编制历史资料的目的是“在战争期间披露曾经是历史空白的活动”。即将退休的吉田担心“意外发现的珍贵史料会因退休而丢失”。在明治大学的询问下，吉田向对方披露了这些史料。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学开设了和平教育登记研究所数据馆，向公众披露日本战败证据被破坏的秘密活动痕迹，并将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题定为“纸与战争登记研究所、氢气球炸弹和伪钞”。据《东京新闻》报道，当时印有日本陆军标志的消防栓仍保留在明治大学校园内，但由于建筑物老化，代号为“26栋”的伪钞仓库已被拆除。代号为“5栋”的伪钞厂原本准备解体，但在市民群体的要求下保存。